纪主任·多多特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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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老话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 上，必偃。”在古人那里，君子、小人固然包含有道德意义 上的区分，但更多的是政治地位上的分际。所谓“上有所 好，下必甚焉”，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现象。范仲淹后来成了 世人景仰的贤达，具有他人所无法比拟的道德感召力和影响 力，是不难理解的。但在他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秘阁校理 时，朝中的士大夫们居然能被他所感染，被他所吸引，以至 于形成一种良好的官场风尚，则是一件颇耐寻味的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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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光靠道德说教是行不通的。俚谚道：“说得 好，不如做得好小人物范仲淹之所以能在朝廷中倡导风 节，最为根本的是他做得好，是他的所言所行全是从天下出 发，率先垂范。说到底，是他身上所焕发出来的“浩然正气” 蟀。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赵恒死后，太子赵祯继位, 是为宋仁宗。仁宗即位之初，章献太后以其年纪尚小为由垂 帘听政。时间一长，章献太后被权力所异化，总是把大权独 揽，成了事实上的皇帝。朝中的官员们多是见风使舵的高 手，眼见皇帝无权，便不拿仁宗当回事了。然而，有个小人 物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天圣七年（1029年），“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

296 率百官上寿满朝文武官员均无异议，唯独小小秘阁校理

■ 范仲淹挺身而出，明确表示反对，奏道：“奉亲于内，自有

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他 的声音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认为有理有据的范仲淹

不肯就此作罢，索性写了一道奏章，请求太后将朝政归还给 年满二十的仁宗赵祯。朝廷不仅没有理睬范仲淹的奏章，反 而下了一道敕令，让其前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任通判。 （同上书）

被贬出京时，前来为范仲淹送行的秘阁同事们说道: “范君此行，极为光耀!”这是他第一次遭遇贬黜，第一次享

受光耀。

三年后，章献太后去世，仁宗下令调范仲淹回京，迁为 右司谏。看来，仁宗赵祯对其敢于犯颜直谏的往事记忆犹 新，索性让他做了言官，想以此来发挥他的优势。明道二年 （1033年），“岁大蝗旱，江、淮、京东兹甚。”身为言官的 范仲淹忧心如焚，马上奏请仁宗派人前去赈灾，没想到，仁 宗却不予理会。情急之下，他便前去催促，反问仁宗道:

“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仁宗这才醒过味来，便命其 “安抚江、淮，所至开仓赈之、在忙于救灾的同时，他也没 有忘记了解灾区的社情民意，回京复命时，专门上了一道奏 折，提出了匡正时弊的十条建议。（同上书）

仁宗即位后几年中，宰相吕夷简与控制着朝廷实权的章 献太后关系非常密切，是太后最为隆宠的大臣。太后去世 后，吕为了取得仁宗的信任，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讲章献 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引起了郭皇后的极大愤慨。于 是，郭皇后在仁宗面前揭穿了吕的鬼喊伎俩，宋朝宫廷中的 勾心斗角由此而愈演愈烈。在吕夷简的百般算计下，仁宗赵 祯决意废黜郭皇后。仁宗的这一决定，弓I发了朝中的一场轩 然大波，范仲淹毅然带头“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能 得”。于是，他与同僚谋划：于次日朝堂之上，留下文武百 官和宰相吕夷简当面辩论。翌日一早，他刚刚来到“待漏 院”，就接到朝廷的诏书，命其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紧 接着，吕又派人前往范家，促其即刻离京赴任。他离京时, 又有送行之人称赞他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这是他 第二次遭遇贬黜，第二次享受光耀。

范仲淹在睦州呆了一年多，又转徙苏州。到达苏州不 久，便赶上了涝灾，洪水无情地吞噬了许多农田、宅院。于 是，他上疏朝廷，提出了治理水患的方案：“疏五河，导太 湖注之海。”奏疏获准后，他立即招募民工，组织实施。工 程尚未完成，又接到了让其转徙明州（今浙江宁波）的诏 命。这回，轮到转运使着急了，于是急忙上奏，请求允许范 仲淹留下来“以毕其役气这样，他得以留在苏州继续治理 水患，并大获成功。因治水有功，他重返京师，“拜尚书礼 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迁吏部员外郎、权

知开封府。”（同上书）

重返权力中枢的范仲淹，似乎并没有汲取前两次被贬的 教训，依然我行我素。当时，宰相吕夷简经过多年经营，已 经罗织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史称：“时吕夷简执政， 进用者多出其门。”对于官场上这种极其反常的现象，朝官 们只是在心里嘀咕，却没有人敢于公然“触网”。范仲淹经 过一番明察暗访，专门绘制了一张“百官图”，于景佑三年 （1036年）呈献给仁宗赵祯。他根据“百官图”所呈现出来 的各个官员升迁路径，逐一加以评论：“如此为次序，如此 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并明确地向仁宗建言： “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同上书）

范仲淹的言行传出后，引起了宰相大人的极度愤懑、反 感，必欲除之而后快。不久，朝中议论建都之事，范仲淹奏 议：“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 居洛阳。当渐广储蓄，缮宫室。”仁宗征求吕夷简的意见， 吕不屑一顾道：“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见吕如此 轻视自己的建议，“乃为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弊云云。 吕夷简便借机劾奏其越职言事，离间君臣，结党营私，将其 贬黜到了饶州（今江西鄱阳）。（綃鉴易知录）卷六七）

此时，殿中侍御史韩缜“希宰相旨，请书仲淹同党，遏 之朝堂”。于是，又引发了一场纷争。结果是同情范仲淹的 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均遭贬 黜。由于这次他的罪名很大，离京时前来送行的很少。但 是，集贤校理王质和龙图阁直学士李紘却载酒出郊，为其践 行，并满怀深情地说道：“范君此行，尤为光耀!”这是他 第三次遭贬黜，第三次享受光耀。

俗话说：“人心是杆秤。”吕、范朋党之争虽然以吕夷

简暂时占据上风而中止，但人们对范的同情却是权势所不能 禁止的。据史书所载：他第三次遭贬黜后，有人担心集贤校 理王质会因为其送行而被指为范党，王质却坦然自若道： “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馆阁校勘蔡襄曾经做过一首 《四贤一不肖》诗来赞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讥 谐不敢坚持正义的言官高若讷。京城里的人们竞相传写此 诗，以至于“粥书者市之得厚利”。

范仲淹到了饶州，并未因多次遭贬而稍有消沉。从三次 宦海沉浮中，深深领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他，赋诗自 况道：“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不久，其妻 李氏病死于饶州，好友梅尧臣闻听后，专门写了一首 炽乌 赋），劝他汲取以前在朝中多次犯颜直谏的教训，不要再去 得罪那些权贵们。范仲淹感慨万端，随即写了一首同题诗回 复，表示不管人们如何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他都不会放弃 自己的操守而明哲保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大哉斯言！颠沛流离之中，人们终于看到了范仲淹不向 恶势力屈服的斗士品格！血液中流淌着这种品格的人，怎么 可能会为了荣华富贵而放弃操守和坚持，怎么可能会与朝中 佞臣、官场陋习同流合污呢？

五

范仲淹在饶州呆了一年多，又被流徙到润州（今江苏镇 江），然后又被流徙到越州（今浙江绍兴越城区）。如果不是 西北发生战乱，范仲淹重回朝廷的希望怕是很渺茫了。

一场举国为之震动的战事，使仁宗赵祯想起了范仲淹, 从而令其命运出现了转机。宝元元年（103{6616ad41254f8}年），居住在甘 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人在其首领元 昊的率领下，脱离宋朝，建立了西夏国。元昊自称西夏国皇 帝，调集了十几万军马，大举进攻宋国的延州（今陕西延 安）一带。对西北边境出现的如此危局，宋朝当局事先毫不 知情，更无应对良策，面对强敌入侵，朝中大臣有的主战, 有的主和，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仁宗赵祯举棋不定，无所 适从。危急之时，仁宗决定起用贬黜已久的范仲淹，“召为

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改陕西都转运使。会夏竦为陕西经 略安抚招讨使，进仲淹龙图阁直学士以副之。”（侏史•列 传第七十三））

于是，范仲淹作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的助手，挺

300 枪跃马出现在西北战场上。其时，“延州诸寨多失守”，他

— 主动请行，“迁户部侍郎兼知延州”。面对严峻局势，他与

主帅夏竦、副帅韩琦密切配合，共度时艰，发挥出杰出的军 事才能，迅速扭转了战场上的被动挨打局面，开始取得战争

的主动权。

在范仲淹之前，在延州负责指挥与西夏军队作战的宋军 将领是延州知州范雍，范雍根本不是西夏的对手，捷报频传 的西夏军队也根本不把范雍放在眼里。范仲淹到任后，“大 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六将领之，日夜训练，量敌众寡, 使更出御。”敌我双方经过几次交手，西夏军队的首领便知 道了他的厉害。西夏军官们纷纷相互告诫说：“无以延州为 意，今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側鉴易知录）卷六丿。

虽然范仲淹来到延州后力挽军事上的颓势，为宋军争回 了几许颜面，但残酷的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却深深地印在 其内心。于是，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有名的 飽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 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0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 未勒归无计。萧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或许由于心中有着挥之不去的悯民情节，或许是由于对 敌我双方的优劣看得更清楚一些，在战争局面有所好转以 后，范仲淹的头脑十分冷静，主张采取严密的防御战略，而 没有像副统帅韩琦那样，一味地主张大举反击。虽然急于求 胜的仁宗批准了韩琦的方案，但战事的演进却为范仲淹不幸 而言中。这次宋军大举进攻失败后，朝廷痛定思痛，采纳了 其主张，一方面积极防御，一方面大力争取宋夏交界的少数 民族，分化瓦解西夏的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宋朝在 西北方向的紧张局面又得以缓和。当时边境上流传着一首歌 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 之惊破胆了

古谚有曰：“宁为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庆历三年 （1043年），北宋与西夏开始议和；翌年，两国正式达成和 议。至此，饱经战乱、兵燹之苦的西北百姓，终于有了一个 稍事喘息的机会。

7\

庆历元年初，西夏皇帝元昊派使者前往延州与范仲淹接 洽和议之事。范仲淹内心深处也想早日结束战争，便回了元 昊一封书信，敦促其早下决心，重修两国之好。

是年三月，元昊派使者前来送答书，“语多不同”。范 仲淹于激怒之下，当着西夏来使之面，焚烧了元昊的书信。 其冲动之举传到朝中，“朝议以仲淹不当擅通书，又不当擅

焚之建 大臣宋庠甚至提出应将范仲淹斩首。多亏了大臣杜 衍全力为之开脱，指出其“志在招纳，盖忠于朝廷也，何可 深罪”？仁宗才醒悟过来，只是将其官职降为户部员外郎， 调去镇守耀州（今陕西铜川西南）而已。（见《纲鉴易知 調卷六八）

庆历三年，西北边境战事缓和以后，仁宗便将范仲淹调 回京城，迁升为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道 主持朝政。于是，北宋历史上的一次虎头蛇尾的改革—— “庆历新政”就此拉开了序幕。

回望历史，不难发现，改革大多是迫不得已的，是社会 经济政治各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老路无法继续走下去 时的被动选择，发生在宋代的几次改革皆是如此。范仲淹主 导的庆历新政及其后的“王安石变法”，都是在这样的大趋 势下出现的。

却说庆历年间，内忧外患接连不断，百姓生活举步维 艰，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军费开支逐年增加，官僚机构人满 为患，仁宗皇帝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等到西北的战事稍一 缓和，他便立马将范仲淹、韩琦等人召回京师，委以重任， 要求他们放下包袱，大胆改革，并下手诏给范仲淹，让他尽 快提出明确的改革方案来。更有意思的是，仁宗还命人为范 仲淹等人打开宫中的天章阁，在条案上摆好纸笔，督促他们 立即写出条陈来。皇帝这一连串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范仲 淹。他曾经情不自禁地对人们说：“上用我矣。事有先后， 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史•列传第七十三））

虽然认识到改革多年的积弊，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 的，但其全部政治智慧和生命激情还是被仁宗皇帝调动起 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政改革当中。此时，范仲淹激动而

惶恐，积极探索朝政剥复之机，很快写出了被世人视为新政 纲领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内容：“一曰 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二曰抑侥幸”，即抑制侥 幸做官和升迁的途径；“三曰精贡举”，即实行严格的科举 和用人制度；“四曰择长官”，即实行严格的官吏考核和管 理制度；“五曰均公田”，即调整地方官的职田收入；“六 曰厚农桑”，即大力提倡发展和奖掖农业；“七曰修武备”， 即实行新的军备制度；“八曰推恩信”，即多措并举推广落 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九曰重命令”，即慎重发布朝廷的 法令，令行禁止；“十曰减徭役”，即通过裁减行政建制和 减少政府冗员等措施，减轻人民的负担。此改革条陈上呈给 仁宗后，仁宗“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 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同上书）

改革一度进行得轰轰烈烈、炳炳麟麟，一向死气沉沉的 政治局面为之一新，朝野上下开始出现了几许生气’范仲淹 将大部分精力都用到了吏治的改革上，力主扩大宰臣的权 限，以此来提高行政效率。在急于做实事做大事的范仲淹眼 里，当务之急是裁撤一批不称职的地方官吏，选拔一批德才 兼备的士子为官。为此，朝中派出了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考 察，然后将官员的政绩整理成册汇总上报。他负责审査按察 使报来的班簿，只要看到不称职的，立马勾销。富弼在一旁 劝道：“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他不为所动，回 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GSL側鉴易知證 卷六八）

“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不让“一路 哭”而不惜“一家哭”，范仲淹心系天下苍生的大丈夫情结 跃然纸上。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七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没能维持多 久，便中途夭折了。

导致新政早夭的根本原因，是涉及面过广的改革触动了 既得利益者，弓I起了这些人的强烈反抗。史载：“仲淹以天 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 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 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 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練史•列传第七

王夫之在 妹论•仁宗》中，对范仲淹作如是评：“以 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 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淳薄，一系 于其心。是以内行修谨，友爱施于宗族，仁厚施于乡闾， 唯恐有伤于物，而恶人之伤物也独切。”他的这一性格特征 既具有明显的优点，也具有明显的缺陷。“若其执国柄以 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 裁倖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 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在王夫 之看来，他擅长镇守边关，仁宗委任他担纲推行新政，乃 是用其所短；他的“缜密之才，好善恶恶之量”，乃是导致 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虽然王夫之对改革持否定态度的上 述看法失之偏颇，但认为庆历改革的失败与范仲淹过于好 善恶恶的性格不无关系，却有一定的道理。

由于实际主持改革的范仲淹等人操之过急，“更张无 渐，规摹阔大”，故而使原本就非常艰难的改革遇到了意想 不到的阻力，“论者籍籍，毁谤稍行”，使得一场原本利于

国计民生的改革难以为继，让攻击者污蔑为朋党之争的延 续。恰在此时，又发生了两桩动摇仁宗改革决心的大事：一 是宋朝与西夏国签订了和议，西北边衅得以暂时解除；二是 与范仲淹一同主持改革的大臣富弼，被人诬告犯有谋逆大 罪，仁宗虽然不相信富弼会谋逆，但由于形势有所好转，使 他支持范、富等人推行改革的热情大大减弱。老于官场的二

人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两人借“边陲有警”相继请求出使 边地。他们一走，庆历新政也随之偃旗息鼓、无疾而终了。

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的庆历新政，是北宋王朝的第一 场改革。此后过了二十多年，又在王安石的主持下进行了一

306 次规模更大的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由于前者是后者的

""" 先导、动因，而后者在历史上饱受诟病，故而范仲淹也随之受

到了牵连。王夫之便认为：“天章阁开之后，宋乱之始也。” 评价历史上改革的利钝得失，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事

体；评价一位改革者的是非功过，更是一桩要比评论改革事 件艰难得多的工作。好在本文无意于此，只是想借此在更深

的层次上，认识范仲淹的雄心或曰责任心，进而在理性的层 面上体会一个颇为感性的问题：责任心一旦与一个人融为一

体，将会产生怎样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张力。

八

离开京城时，范仲淹是以兼任河东、陕西宣抚使的名义 前去巡视边境的，仁宗还赏赍其黄金百两。到了边关后，他 将皇帝的赏赐全部“分遗边将”。走到哪里就把精力倾注到 哪里的他，很快提出了治理麟州的方案，并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使混乱不堪的河外局势重新安定下来。须知，麟州由于 屡遭西夏入侵、朝廷一度是打算放弃的。

就在范仲淹废寝忘食在边境忙碌的同时，朝中的反对派 们却抓住机会大肆攻击他及其主持的改革。此时，一度坚决 支持改革的仁宗皇帝也完全退缩，于庆历五年初下诏，废弃 了所有的改革措施，并且罢免了范仲淹参知政事一职。于 是，一度居庙堂之高的范仲淹而处江湖之远，被贬黜到了邓 州（今河南邓州市）任知州。

来到邓州不久，范仲淹又接到了徙往岭南的命令。邓州 官民请求让他留在邓州，为朝廷所允准。于是，他又在邓州 呆了一段时间。庆历六年（1046）夏天，谪守巴陵的滕子京 重修岳阳楼，即将落成之际函请范仲淹为之作记，并随函送 来一幅《洞庭晚秋图》。他与滕是同榜进士，情好甚笃。在 他主持改革时，滕又是积极的支持者。改革失败后，滕受到 牵连，而被贬謫守岳州。他深知好友受自己连累，心里颇为 不安，便动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借以抒发自己 胸中的块垒，并宽慰自己的好友。

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有感而发，动情地写下了诸 多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 于字里行间流溢出了改革失败后复杂而压抑的心情：

若夫阴雨霏霏，连月不开；阴云怒号，浊浪排空; 日月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檣倾楫摧；薄暮冥 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 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古往今来，真正有抱负的爱国者心中都是盛满了责任 的。由于胸中有一颗被无限放大的责任心，他们无论身处顺 境逆境，所思所想的都是天下苍生，都是江山社稷，故而从 来也不会斤斤计较小我，不会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是屈原钢铁意志 的诗意表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 仲淹爱国情怀的直白流露。古圣先贤的仁者情怀，经过这两 位践行者之口，经典般地表述了出来，遂成千古绝响，感心 动耳，回肠荡气。

九

纵观其一生，几乎始终处在无休止的党派崎匿之中。由 308 于政见不合，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派与以吕夷简为首的一派争

— 斗了许多年。在朝中派系斗争如火如荼之际，他的忠实追随

者欧阳修曾于庆历四年（1044年）写过一篇轰动一时的 側党论），不仅公然承认朝中有朋党，而且把朋党分为君子 之真朋与小人之伪朋两类，要求仁宗皇帝“退小人之伪朋， 用君子之真朋”。

宋朝立国以后，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代“牛李党争”的 教训，专门下诏，严禁朝中官员结成朋党，明令不许及第的 举人与主考官之间以师生相称，可见，“戒朋党”成了宋朝 的一个基本国策。欧阳修在该文中大胆触及朋党这一十分敏 感的话题，公然承认朝中有朋党，无疑是给仁宗皇帝出了一 个大难题，弓I发了仁宗极大的忧虑。一天，仁宗问道：“过 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心直口快的范仲淹 立即以自己多年率兵打仗的经历，回答说他在前方带兵时, 经常见到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是一党；而胆怯怕死的 人也自为一党。在朝中也是如此。朋党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倘若人们结党不是为了营私，而是为了做好事，对国家有什

么害处呢？

范仲淹的一席话，无疑在仁宗赵祯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 阴影。后来，仁宗之所以迅速地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终 止了刚刚推行不久的新政，并且将主持改革的范仲淹、韩 琦、富弼等人悉数赶出朝廷，与怀疑他们之间已经结成了牢 固的朋党不无关系。

有道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同声相聚，同气 相投。”范仲淹承认朝廷中存在朋党，只能说明其胸怀坦荡， 不存私心，他与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被人视为同党，但 其对此并不否认。这只能证明他们是君子之交，是真正的志 同道合一心想为国家做事的人，是一群光明磊落的伟丈夫。 从史书所载的下述几件实例中，亦可清清楚楚地看出这一点。

第一件事：章献太后死后，朝中“言事者多暴太后时 事”，不遗余力地讲太后的坏话。范仲淹于太后健在时被贬 出京，太后死后才被召回担任右司谏。但他并没有随波逐 流地非议太后，发泄心中的私愤，而是从朝廷大局着眼， 向仁宗建议“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仁宗釆纳了其建 议，专门下诏，制止人们无休止地议论“太后时事”。 （侏史•列传第七十三））

第二件事：吕夷简主持朝政期间，曾将一再和他唱对台 戏的范仲淹逐出京城，贬黜到饶州。后来由于西夏国军队屡 屡犯境，导致朝廷人事不断变更，先是范仲淹等人相继被起 用；继而宰相吕夷简被罢免；接着范仲淹被任命为龙图阁直 学士，前往陕西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的副手；后 来吕夷简重新入阁拜相。仁宗心知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的过 节，重新重用吕夷简以后，曾经当面劝他与吕夷简冰释前 嫌，范仲淹遂顿首叩谢道：“臣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 也。”（同上书）翻阅史书，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的确没

有什么个人的成见纠纷。

第三件事：范仲淹于改革失败后仕途更为坎坷，先是徙 放到邓州，后来又辗转于杭州、青州（今山东青州市）。皇 祐四年（1052年），因身患重病，他向朝廷请求调到颍州 （今安徽阜阳）任职。经朝廷批准后启程赴任，途中一病不 起，薨于徐州，享年64岁。从公元1044到1052年的八年 时间里，他从未抱怨过个人的荣辱每失；这是非常了不起 的。他死后，被朝廷追赠为兵部尚书。絢鉴易知录）卷六 八有一句话生动地记述了人民对其思念之情：“仲淹为政忠 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与属羌画像立生祠，其卒也哀号 如父•

由范仲淹的这些琐屑小事，忽然想到鲁迅先生生前的一 句自我评品：一生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至少，在主观上，光明磊落的范仲淹没有因一己私利而与人 结怨的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