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能人生的底层思维 真知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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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话语和“纯文学”虽然内涵游离不定，多元混杂，但在边缘接合 的意义上承担了巨大的意识形态反抗功能，突出了被当年的文学意识形态结构 中心所排除或遮蔽的方面。不过，作为在结构中形成的意识形态机制，它们在 带来新的洞见的同时，无疑也会带来了新的结构性盲视。近年来人们常提到， “重写文学史”主张非政治化、非工具化，却对自身的、启蒙工具性质 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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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见”的关键原因就是内在于“个人"等概念的结构性存在 中，它们的内涵不仅多元混杂而且还包含着众多相互冲突的因素。比如，李初 一直明确强调拒绝社会史、思想史。但是在“个人”与“纯文学”边缘接合的 观念条件下，其提出的所谓真正属于文学“本体”的历史，却只能是另一种形 式的思想史：“文学史的本体精神有双重意义，一是人类精神本体论意义上的 本体精神，一是实体构成，即文本意义上本体精神。审美精神的消长和文学语 言的构件，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文学史应该同时能够兼顾两者。''

“非工具化”的努力却表现出另一种“工具化”倾向，在摆脱社会史、政 治史的过程中却写出了另一种社会史、政治史，早在80年代，就有不少人指 出了 “重写文学史”过程中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 重写、重评文学史，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是在用非文学的标准来评价文学史. 他们的新，只在于他们换了一种当前占主流的意识形态标准来评价文学……因 而这部重写的文学史，依然不是,文学史'，而是中国社会的形象史，是中国 知识分子的思想史，是中西文化冲突史。"②在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形式理论 的影响下，80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出现写出“形式史”的提议。但是，无论 是岀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特点”的考虑，还是出于对文学形式历程的 直观感知，人们都无法放弃承认社会历史对文学形式变迁的影响。

这些困难并不只是因为现代包括当代文学的“实际”，也不能单纯从当年 人们的所谓“观念局限”上面去寻求解答。问题关键应该在于“纯文学"、独 立的“属于文学”的文学史概念本身。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年的人们在“时 代精神”与“艺术形式”之间徘徊不定，在理论上无疑是合乎逻辑的结果。因 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不存在纯粹超脱于历史环境之上的“纯形 式”的文学和文学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独立的“属于文学"的文学史 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化陈述。但是，“纯形式”的文学和文学的历史实 际上不存在，并不等于否定了人们言说它们的可能性。因为，任何言说其实都 是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和排除机制上面。只要我们说出“文学"这个 词，就已经隐含着“文学”的内与外、是与非之分。在言说的意识形态性质是 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我们现在所谈的“纯文学”或者说“文学性”其实就是 “文学现实”本身。消除了这种幻象，“文学”在观念上、语言上将归于一片空 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讨论独立的“属于文学”的历史——这个观念

这些边缘“接合”的概念，形成一个巨大的互动结构，其内涵在这种结构 关系中会发生挪移甚至改写。比如，80年代文学“个人主义”包含着重视 “内在意识”的含义。当年的人们在谈论“个人写作”或“自我表现”的时候， 最经常提到的词句无疑是“内在精神”、“精神性”、“内在意识”、“心灵”，等 等。对“内在意识”的重视来自于当年的人们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当年的人们 也主要是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左翼文学的作为对照对象，论述现代主义的文学 形态。在这种对照关系中，被重点强调的就是现代主义精于内在意识描写，而 作为对照面的现实主义则是通常被理解为“在主观方面比较薄弱气 由于是在 与现实主义的结构性对照中展开的内容，“向内转"和非工具性、非普遍性等 含义，被“接合”在“个人”或“主体性”概念范畴中。“刘再复同志的《论 文学的主体性》……显示了文学理论向着文学内部的勇敢的探索，显示了中国 当代文学对于文学自身的认识的深化.这显然是一种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向内 转'「'当年关于朦胧诗争论，外在现实与内在意识的关系也在无形中被表述为 时代责任与个人表现的关系：“我们在主张诗歌也可以追求内在世界的表现的 同时，应该指出诗人自我改造的重要以及深入生活，不断丰富自己的心灵的 重要。

不同的形式呈现出生活的不同面，而陌生的形式总是能让意识形态惯例所 排除、所遮蔽的经验浮现出来，瓦解着意识形态的封闭。文学形式的政治性在 其中似乎得到了集中表述。不过，考虑到形式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文学如何表 现其政治性还存在着诸多需要更细致讨论的方面。形式中心主义者或许会认 为，陌生化的意识形态革命性意义是新的形式“照亮” 了日常生活，改变着日 常生活的庸常与重复。而更偏向生活经验这一边的理论家，则非常看重被陌生 化形式所解放的经验。那些被熟套化的旧形式所排除、遮蔽的经验,不只是意 识形态的反对面，还有更多是零碎、杂乱难以归类的生活形态。他们往往因无 法被各种意识形态识别，而成为了无声的存在。莫言在《讲故事的人》中提到 的很多这样的“异类”，如《生死疲劳》的“原型气“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 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 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痛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 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 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 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